贵州有那些现代和古代名人？（白居易也是高考移民！中国古代的科举冒籍现象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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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贵州有那些现代和古代名人？
• 2、白居易也是高考移民！中国古代的科举冒籍现象有多严重？
• 3、古代科举轶事乾隆调查防止“高考移民”的呼声

贵州有那些现代和古代名人？

1、孙应鳌

孙应鳌（1527年－1586年），字山甫，号淮海，谥文恭。贵州清平卫（今凯里）人，孙应鳌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九岁能作文，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中举人第一名。

三十二年（1553年）成癸丑科进士，选庶吉士，改户科给事中，出京为江西按察司佥事。历官陕西提学副使、四川右参政、佥都御史。隆庆六年（1572年）建清平山甫书院，吴国伦提学贵州时，亲晤应鳌于山甫书院。官至工部尚书。

2、周渔璜

周渔璜，出生地是贵阳青岩骑龙人清初著名学者，诗人。父亲周国柱有四子，渔璜排行第一。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渔璜22岁乡试第一。三十三年（1694年），29岁时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六年（1697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

四十九年（1710年）擢升翰林院侍读。五十年（1711年）简任顺天学政。五十一年（1712年）升侍读学士。五十二年（1713年）晋升詹事府詹理，奉命祭禹陵、明太祖孝陵，检阅浙江、江南两省兵。五十三年（1714年），终因操劳过度，年近半百即逝世于任上。

3、谷正伦

谷正伦（1889—1953），字纪常，贵州安顺人，中国国民革命军将领 ，中将军衔。有“现代中国宪兵之父”之称，提出将“不说谎，不作假，守本分，尽职责”为宪兵官兵的座右铭。1953年11月30日，因胃癌在台北病逝。其两位胞弟谷正纲、谷正鼎，皆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4、周素园

周素园（1879—1958），原名周增艺，又名培艺，别字树元，澍元，贵州毕节人， 1879 年 3 月7日生。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

1907 年在贵州创办第一份日报《黔报》，讥切社会黑暗，宣传民主思想，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唤起民众，推行政治改革；同年与张百麟、钟昌祚等发起建立贵州自治学社，从事反清活动。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

5、王天培

王天培（1888－1927），字植之，号东侠，侗族，贵州天柱县人。国民革命军著名将领，北伐名将。徐州历为军事重镇，孙传芳和张宗昌在此纠集重兵死守。但王天培仅用十四天时间，就取得徐州大捷。

是役歼敌八万余众，俘敌两万余名，击落飞机五架，摧毁和缴获铁甲车五十余辆及无数辎重。孙、张亡命临城。徐州战役是北伐几大战役中的一次大战役，意义重大，敌军胆寒，全国振奋。为之，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各报竞相报道，将王天培的十军和叶挺的独立团并称为铁军。 向学教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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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周渔璜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谷正伦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周素园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王天培

白居易也是高考移民！中国古代的科举冒籍现象有多严重？

【本文为腾讯独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作者 | 裴人可 01、古今的高考移民 当下由于考全国卷的省份越来越多，高考移民的新闻再次被频频爆出。 高考移民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特色，主要指在高考中存在的录取名额多寡与录取率高低不同，造成的一种移民现象。身处高考难度大地区的学生，往往想利用政策漏洞或自身关系和势力等，移民至高考相对容易的地区，这自然招致利益受损者的反对。 其实「 ”高考移民”并非我们的高考制度建立以来才有的，自唐代确立科举制度之时，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 ”高考移民”，通常是自身学养较高的考生，去录取更容易地区参加考试，以求高中。 大家熟知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本为河南人却在相对科举相对容易的宿州考中；清代学者赵翼，本为常州人在相对容易的顺天中举，最终高中探花；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本为河南人也在顺天中举；他们都是以前的「 ”高考移民”，就连著名实业状元张骞，也曾尝试走「 ”高考移民”的路子。对古时的非法高考移民行为，有个专有名称，即「 ”冒籍”。 古代冒籍的原因大多是因地方一级考试的录取额不同，且各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不同，造成考试难易程度也大不相同。 例如唐代长安、洛阳地区文化发达，考试难度较大；宋代则是东南的两浙路和福建路等地区难度较大，京师开封反而因解额数量甚多难度较低，引来众多士子冒籍到此考试；元代则因按民族来分配录取额，出现了 *** 冒充自己为蒙古人参加考试的奇特现象。 至明清两朝，分区取士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出现各地解额因地制宜，会试也分卷录取的制度，尽管如此，相对难度较大的南直隶（清代的江南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区，仍常有士子冒籍到贵州、顺天、云南等地考试。由于科举高中意味着身份地位的提高，甚至荣华富贵也变得唾手可得。所以，虽然自古以来对冒籍考生都会有严厉的处罚，但为了前程，多少人选择铤而走险。 02、对「 ”高考移民”的争论 针对这种科举中各地难易差异，时人也都有自己的看法。首先，由于自身籍贯和所处环境所限，通常身处难度较大地区的士子自然反对这种地区差异，而身处难度低一些地区的士子认为这种制度是公平的，因为政策制定者是根据各地经济文化不同，甚至人口基数的差异，来制定录取名额的，所以也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 这就像今天山东、河南、广东，甚至江苏、安徽、四川、湖南等省的考生，大多抱怨各自省份考好大学难度大，而北京、上海、内蒙、海南、青海等省份的考生，也都说着自家地区考大学简单的理由。 不得不说的是，古代关于各地科举难度不同的著名论战，是宋代的两位名人。正方代表是儿时就砸缸救人的司马光，认为当时应「 ”逐路取人”，符合国家的统治理念，为的是各地能政治均衡，简单点说就是无论你这个地方经济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当地人都有相当的做官机会；反方代表则是当世文豪欧阳修，认为科举既然是国家取士制度，为了发掘更多有才之人，何不「 ”唯才是择”，依据才能定高下，岂不公平。 实际上，二人的分歧在于，司马光侧重于国家治理层面，为了维护整个国家稳定，需要保证各地都拥有一定的政治资源。欧阳修则着眼于科举这种考试制度本身，既然是取士制度，自然要追求考试的公平。可能更多人看了会赞同欧阳修的观点，但科举制度作为帝国统治的工具，只是统治的手段，目的还是维护统治，稳固地方稳定，论战的结局以司马光得势，正方获胜告终。 撇开二人的观点，有趣的是，司马光是陕西人，当时属科举难度较小地区；欧阳修是江西人，科举难度较大地区，而且欧阳修因种种原因，是在难度较小的开封地区考中的，二人观点也都多少掺杂着个人的情感和经历。 实际上关于科举取士是否要依据才能一直是科举时代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涉及国家管理和个人利益等诸多问题，始终无法做到绝对公平，导致冒籍一直存在。至明清，分区取士，制定严密的划分名额制度，而这也是经过了惨痛教训，最著名的莫过于明初刘三吾案。 洪武三十年殿试，结果出来后，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考中，恰巧主考刘三吾是湖南人，北方士子哗然，最终明太祖朱元璋诛杀相关人员二十余，重新举行考试，录取的六十一名进士全部来自北方。实际上当时南方人文化素养远胜北方，出现前一次的结果并非刘三吾（因年老戍边未死）等人偏袒舞弊，但也正是刘三吾案，为不久后的分卷取士奠定基础，此案也间接证明了，欧阳修的观点并不具备十足的可行性。 虽然诸多事实证明科举凭才取士很难实行，但统治阶层也一直对于那些冒籍取中之人抱有同情，因为虽为冒籍，但考中即有真才实学，尤其明清以后要想考上进士，甚至是举人，即使在最容易的云贵等地区也都近乎是百里挑一。 明朝名士沈德符在他的名著《万历野获编》中，就曾对按地区取士表达不屑，认为与元朝科举优待蒙古族而歧视汉族是一样的陋习。就连嘉靖皇帝也曾说过一句「 ”天下皆是我秀才, 何云冒籍?”。意在无论你冒籍与否，只要考中都是为朝廷所用的人才，与你在何地考中又有多少关系呢？ 03、高考移民难以避免？ 当今，高考移民问题再次引人发思，但由于这一困扰我们千余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加之各地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等均存在不均衡所造成，所以，想找到满足全部或绝大部分人的方案着实不易，可以推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查出的与隐藏的高考移民都将会继续存在。我们只能期待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完善，早日从根本上杜绝高考移民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郭培贵：《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2.余英时：《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古代科举轶事乾隆调查防止“高考移民”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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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年七月的一天，号称“完美老人”的乾隆皇帝67岁了，却一点也不糊涂。他还有精力在宫里会见浙江省官员绍兴府总判官张廷泰。童，不过是个六品官，可谓威武皇帝。


但麻烦在于皇帝的强大恩典。皇帝照例会向地方官员询问籍贯、出身、履历等。以示他的亲切关怀。张回答说自己是顺天府人，精明的乾隆皇帝却听出了绍兴口音。


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如果一个本地人在本地当官，就违反了回避制度；第二，张可能借机在京城参加科考。虽然张廷泰回忆说，“扬曾随父亲在绍兴生活过几年，所以学会了当地口音。”


龙仍怒不可遏，曰：“如欲考天庭，如欲察声，御史月官，则应遣九秘书、科学老师详询。我被介绍给官员，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改正了我的简历。我还能分辨出发音。大臣们审音时，如果仔细听，就不难分辨南北之音。凡此种种，大臣皆不理会，糊涂无知，极不尊重。”


意思是我只通过两句话就听出了张的南方口音。你的“审查”是白做的吗？


什么是“审查审查”？这是专门为了打击“科研移民”，也就是“冒名顶替”而设立的。


在古代，中国非常重视故土。即使父亲和祖先是高官，他们的孩子仍然必须回到他们的故乡参加科学研究。清代对考试的报名地点有严格的规定。爷爷入籍某地20多年，只有在当地有祖坟，有房产，有房子，才能报名参加当地的考试。后来，只有入籍20年以上的人才能参加考试。


朝廷防止“诈籍”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平衡统一帝国各部分的利益，维护政治稳定。然而，条例也有例外。即使国子监的监生是外省的，也可以参加顺天的省考。所以高官只要能给儿子弄个国子监文凭的资格，就可以来北京考试。


宋朝有防止“打假”的措施出台，但当时疆域没有明清那么大，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也比较均衡，所以这个规定并不是很严格。


到了明清，就不一样了。帝国疆域辽阔，士子众多，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在一些地方进行政策倾斜。


邓云祥在《清代八股文》中介绍：“举人各省都有定案。一般只有几十个或者零学生。所以文化发达的省份和文化差的偏远省份，考试的难度和程度差别很大。江南江宁考点、浙江杭州等考点超过一万个，考生超过一万人.在偏远省份，参与人员少，试点名额少。比如贵州名额中位数36，甘肃名额中位数30，参加人数与试点名额的比例，大省如顺天、江南、浙江、福建等。都有百分之一以上的几率，也就是一百多人中有一个能被选中。”


偏远省份虽然录取名额少，但是参加考试的人少，教育不发达。比如江浙一带繁华地区的读书人“赶考”，显然比本省要大得多。首都所在的直隶省有


因为录取学生是以县为单位，学生之间都比较熟悉，想“拿公民身份”很容易被举报。此外，还有一个针对应试者的“保证金”制度。候选人拿钱请“担保人”做担保人。考前考官会称之为“某人的保证人”，保证人必须回答“某人的保证人”。一旦“虚假注册”发生，担保人也将被剥夺其名誉。


拿到省考后，更难防止“作弊”，只能用重罚来处理。


据明末沈德福《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明朝对夺籍的处罚非常严厉。万历13年顺天乡试，取居衔之说兴起，查出石丰等浙江八士在顺天取居衔，下令调查。他们在顺天府前示众石丰等二人，被发配为人民服务，终身监禁，即终身剥夺考试资格。在这8个人中，史济春很有名。他父亲是翰林的编辑，也是被辞退的。官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但王朝的惩罚就像一根松紧带，不同皇帝的严厉程度不同。


金笳年间，浙江绍兴人陶大顺考中状元，得了经名，太好了，出格了。他受到了谴责，并被剥夺了举人资格。不过这一次法院很仁慈，没有取消他以后的考试资格。几年后，他考了浙江第四名。然后，他成了审丑部的秀才，左倾的官员都是审查官。


明、清以后，这种“冒名顶替”的伎俩仍时有发生，清朝对“冒名顶替”的打击力度不亚于明朝。康熙年间，考生开始“验音”，以口音来判定是否报名。


乾隆十年，顺天乡试时，朝廷任命满汉御史参加“声考”，称为“声考御史”。但拿了公民权的人的父辈、祖辈，大多是精力旺盛的官员，“审查审查者”往往视而不见，迁就民众。于是就出现了甘龙勋爵痛斥审查官“极其不尊重人的事情”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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